宏观层面：高于其它新兴经济。从狭义角度来看，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8%，与OECD国家34%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；但墨西哥只有17%，印度16%，巴西15%，中国的狭义税负水平要略高一些。我们将公共财政收入、政府性基金收入、社保基金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加总，中国广义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高达34%，不仅远高于印度（19%）、墨西哥（25%）、印尼（17%）等新兴经济体，甚至与日本（33%）、瑞士（33%）、美国（33%）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。此外，中国的非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高达47%，仅次于巴西，比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要高。所以中国税负的过重主要源于非税收负担。

微观层面：企业税负较重。中国企业部门承担的广义税负占GDP的比重达到30%，占宏观总税负的90%左右，而且中国的绝大部分非税政府收入是由企业部门承担的。从微观角度来看，中国企业税负在商业利润中的占比高达68%，在全球190多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。这一比例不仅远高于美国（44%）、英国（31%）、新加坡（19%）等发达国家，还高于印度（61%）、墨西哥（52%）、俄罗斯（47%）、印尼（31%）等新兴经济体。我们利用2014年的各行业税收收入占行业GDP的比重来衡量各行业的税收负担，结果发现房地产业高达45%，租赁和商务服务31%、金融业31%、批零26%，税收负担偏高，而农业、教育、卫生和社会工作、住宿餐饮、交运仓储、文体娱乐税负低于10%，相对较低。

结构分析：间接税主导，企业缴纳多。税收类型：间接税为主，企业“感觉”重。我国2016年的税收收入中，间接税占比60%，直接税占比40%。而发达国家的直接税比重一般在50-60%，美国、加拿大超过70%。我国的直接税占比不仅远不及发达国家，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不高。间接税比重过大会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直接感受到的负担更重，我国企业缴纳部分占税收收入之比合计超过85%，而个人直接缴纳比重仅11.5%。长期而言，我国直接税比重提高、间接税占比趋降是趋势。具体税种：增值税较重，所得税偏高。在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中，我国17%的基本税率处于世界中等水平，不过，高于我国的大多是欧洲高福利国家，亚洲国家的增值税税率大多不超过10%，远低于我国。我国增值税在税收中的比重达到40.9%，已远高于日本、印尼、越南等国。所得税方面，我国25%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居中，但企业所得税收入是个税收入的近三倍，而欧美主要国家企业所得税大多不超过个税的1/3。

企业减税的方向和可能。16年在企业减税方面，最重要一项措施是“营改增”，简化了税种、消除了重复征税；还取消了对普通化妆品的消费税，将高档化妆品税率减半至15%；在非税项目方面，国务院降低了企业社保的缴费率，还扩大了教育费附加等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以及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。但当前我国企业的税负水平依然较重，未来“降费”和改变税收结构或是一大趋势。一方面，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、规范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，能够降低企业的非税收负担；另一方面，降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也仍有空间。但降低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会减少财政收入，增加房产税、遗产税等对富人的征税，或可填补这一财政缺口。不过，考虑到近两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现实和政府的财政预算目标，我国的企业减税仍将面临一定的约束。但如果下半年美国开启减税，中国则将面临外部压力，加快税改进程的必要性也会提升。

正文：

1.宏观层面：高于其它新兴经济

宏观税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，最狭义的宏观税负是指一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，最广义的宏观税负是指一国所有政府收入占GDP比重。

从狭义角度来看，中国的宏观税负略高于其它新兴经济体。根据2015年的数据测算，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8%，与OECD国家34%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。但是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相比，墨西哥只有17%，印度16%，巴西15%，中国的狭义税负水平要略高一些。

从广义角度来看，中国宏观税负明显偏高。我们将公共财政收入、政府性基金收入、社保基金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加总，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广义税负。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广义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高达34%，不仅远高于印度（19%）、墨西哥（25%）、印尼（17%）等新兴经济体的水平，甚至与日本（33%）、瑞士（33%）、美国（33%）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。所以中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发展阶段并不相符，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政策相比，中国税负水平明显偏高。

中国政府的非税收收入占比居于全球前列。以2015年数据为例，全年23.3万亿的政府收入中，只有12.5万亿是税收收入，预算内的非税收入2.7万亿，政府性基金收入4.2万亿，社保基金收入3.6万亿（扣除财政补贴）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0.26万亿。所以2015年中国的非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高达47%，仅次于巴西，比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要高。所以中国税负的过重主要源于非税收负担。

近几年中国税负有所加重。从时间序列来看，94年分税制改革后，中国的税收负担是在逐渐增加的，即使是08年危机后这一趋势仍在延续。例如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从07年的16.8%提高到了当前的18%左右，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9%提高到了21%以上。

2.微观层面：企业税负较重

中国企业部门承担的税负要更重。我们将个人所得税、房产税、车辆购置税、社保基金收入个人部分等从广义宏观税负中剔除，来估算企业部门承担的总税负情况。从宏观角度来看，企业部门承担的广义税负占GDP的比重达到30%，占宏观总税负的90%左右，而且中国绝大部分非税政府收入是由企业部门承担的。

从微观角度来看，中国企业税负压力在全球排名第12位。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的测算，中国企业税负在商业利润中的占比高达68%，在全球190多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。这一比例不仅远高于美国（44%）、英国（31%）、新加坡（19%）等发达国家，还高于印度（61%）、墨西哥（52%）、俄罗斯（47%）、印尼（31%）等新兴经济体。从结构来看，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在营业利润中占比仅10.8%，而与劳务相关的税负占利润比重高达48.8%。

从行业来看，房地产、租赁和商务服务、金融等行业税收负担偏高。我们利用2014年的各行业税收收入占行业GDP的比重来衡量各行业的税收负担，结果发现房地产业高达45%，租赁和商务服务31%、金融业31%、批零26%，税收负担偏高，而农业、教育、卫生和社会工作、住宿餐饮、交运仓储、文体娱乐税负低于10%，相对较低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由于数据限制这里仅仅考虑了预算内的税收负担，而根据宏观层面的测算，企业税负重主要还来源于非税收负担。

3.结构分析：间接税主导，企业缴纳多

3.1税收类型：间接税为主，企业“感觉”重

从税收类型来看，我国的税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。2016年的税收收入中，间接税占比60%，直接税占比40%。间接税又被称为流转税，是对商品生产或者劳务征税，纳税人可以通过提高价格等方式将税收负担转嫁给购买方，因而纳税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者。与此相对的是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房产税等直接税，税负无法转移，纳税人同时就是税负的实际承担者。虽然近年我国的间接税比重在逐年下降，但目前仍是最主要类型。

国际比较发现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以直接税为主，间接税比重较低，而新兴经济体的直接税比重整体低于发达国家。按照OECD的统计，主要发达国家间接税比重大致在25-35%之间，而包括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财产税和社会保险税在内的直接税比重则高达70%左右。

社会保障缴款在OECD口径下被看做一种税，而在我国该项目并不计入狭义的税收，因此鉴于可比性我们对测算进行了调整。除去社保税后，发达国家的直接税比重一般在50-60%，美国、加拿大超过70%，而发达国家的间接税比重大多仅40%左右。相比之下，巴西、印尼、印度、泰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直接税占比约40-50%，明显低于发达国家。我国的直接税只占税收的40%，不仅远不及发达国家，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不高。间接税较直接税的一大优势是征收成本低，直接税不仅征收与核算复杂，征税成本也高，容易发生偷税漏税，一般在发达国家比重更大。

间接税比重过大，会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直接感受到的负担更重。我国的间接税比重较大，意味着对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征收了较多的税。商品或劳务一旦售出，企业便需要缴纳相应的间接税。虽然其税负最终会转移给购买者，但无疑也加重了企业成本，尤其在盈利转薄乃至亏损时企业仍需纳税，负担加重更明显。

从税种构成的角度，可以印证企业承担税负比重较高的观点。当前我国共有包括增值税、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车辆购置税、车船使用税，烟叶税等18个税种。2016年增值税的收入占总税收的31.2%，其次的企业所得税占比22.1%，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半以上的税收。不难发现，前四大税种都是由企业缴纳，此外由企业承担的税种还包括：城市维护建设税，土地增值税、资源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耕地占用税等等，企业缴纳部分占税收收入之比合计超过85%。而个人直接缴纳的占比不大，个人所得税、车辆购置税、房产税合计比重仅11.5%。

相比之下，欧美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，且个税比重大，因而直接征自企业的所得税和生产销售环节的间接税比中国低很多。例如美国，联邦和州及地方的税收中，来自个人的比重占65%，其中个人所得税就达63.6%，而企业承担的税负占比只有35%。

与亚洲国家比较，中国企业纳税的负担也不轻。日本企业仅直接承担65.3%的税负，韩国、越南等国企业的税负也都低于中国。中国由于企业还缴纳了较多的增值税等间接税种，企业承担接近90%，总体负担偏高。

本质上，直接税是对收入或财富征税，而间接税相当于对消费的征税。两种税各有侧重，前者根据所得或者利润征税，并且一般采取累进税，可以用于再分配、维护社会公平，而后者对交易或消费的行为征税，更为中性，并且征收效率更高，因而可以保证资源配置、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。间接税的税负转嫁是通过抬高价格来实现，相当于对消费征税，所以消费需求也会受到挤压。长期而言，直接税比重提高、间接税占比下降是趋势。

3.2具体税种：增值税较重，所得税偏高

企业缴纳的最主要两大税种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，“营改增”全面推行之后，两大税种占全部税收的六成以上。

增值税方面，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，我国增值税税率和比重都偏高。美国等少数国家或地区不设增值税，而是对终端销售征税。在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中，我国17%的基本税率处于世界中等水平，不过，高于我国的大多是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芬兰等欧洲高福利国家。相比之下，亚洲国家的增值税税率大多不超过10%，远低于我国现行增值税率。并且我国增值税税率一共设置了4档，与国际上主流的1-2档相比也不够简化。从比重来看，16年我国的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30%左右，与其他亚洲国家接近。但注意到，16年下半年营改增全面推开，主要由16年上半年贡献的营业税比重仍有8.8%。如果以16年下半年的比重计算，增值税比重则上升到40.9%，已远高于日本、印尼、越南等国。而英国、法国等虽然税率高，但整体税收以直接税为主，因此增值税总额的比重也不高。

所得税方面，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居中。我国对企业的所得税率为25%，对高新技术和小微企业等有不同幅度的优惠。相比之下，美国、法国、墨西哥、菲律宾等均超过30%，高于我国，而日本23.4%，韩国22%，英国、俄罗斯、越南、泰国均为20%，因而我国处在中等水平。

但企业所得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占比较高。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相对比重看，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是个税收入的近三倍，而欧美主要国家企业所得税大多不超过个人所得税的1/3。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看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30-40%，远高于企业所得税10%左右的比重。亚洲国家个税比重整体较低，而企业所得税占比则多高达20-30%，除日、韩与欧美国家较为接近外，中国和越南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国的个税比重都远低于企业所得税。

4.企业减税的方向和可能

16年在企业减税的方面，最重要一项措施是“营改增”。2016年5月起，“营改增”的全面推行简化了税种、消除了重复征税。此外，16年还取消了对普通化妆品的消费税，将高档化妆品税率减半至15%。而在非税项目方面，国务院降低了企业社保的缴费率，此外还扩大了教育费附加等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以及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等。

但当前我国企业的税负水平依然较重，未来“降费”和改变税收结构或是一大趋势。一方面，我国的非税收入的比重过高，而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政府非税收入。因此，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、规范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，能够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、减轻非税收负担。另一方面，我国企业缴纳的税收比重较高，而居民承担部分较低。增值税虽然取代营业税后消除了重复征税，但占比仍大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简化分档和降低税率也仍有空间。而企业所得税虽然税率居中，但由于个人缴付的所得税比重偏低，因而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也不低。但降低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会减少财政收入，增加房产税、遗产税等对富人的征税，或可填补这一财政缺口。

不过，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现实和政府的财政预算目标，我国的企业减税仍将面临一定的约束。12年以来我国的财政赤字目标不断走高，16年从15年的2.3%大幅提高至3%，同时，在“营改增”政策性减收以及经济下行的共同影响下，16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严重，全年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同比分别从15年的8.4%和4.8%下滑到4.5%和4.3%。因此增长趋缓的财政收入留给减税的空间并不大，在支出规模适度扩大的同时，继续实施减税降费，实际上也是在考验政府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、压缩不必要开支和简政放权的能力。

但如果下半年美国开启减税，中国则将面临外部压力，从而不得不加快税改的进程、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、减轻企业负担。美国当前的企业税最高一级税率为35%，属于较高水平，而如果特朗普最终顺利将企业所得税率减到15%，这将低于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，给企业以极大的吸引。届时，为了避免资本和制造业长期的流失，中国加快税改进程的必要性也会提升。